课程政策：问题与思路

对课程政策展开研究需要明确三大类问题，把握三套基本思路。这三大类问题是：为什么中外课程政策的发展变化会出现两极融合的趋势,如何建立有效的课程政策分析的框架以及什么是好的课程政策制定思路；三条基本思路是：解决好课程权力的着眼点——集中与分散的基本问题，把握住课程权力分配的着力点——合情与合理的根本要求，实现课程权力的着陆点——分享与共有的原则或目标。

课程政策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课程政策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把对课程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对课程改革失败引起的挫折和对实际的课程政策中存在问题的不满转述为寻求其解答的学术问题和方法，在寻求那些最有意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创建课程研究的理论体系，在实现社会要求和课程政策决策中体现课程研究的价值。然而，由于过去和现在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对课程政策研究的忽视、对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以及未能充分发挥出课程政策的中介价值的不争事实，[1]因此，就当前我国课程改革的现实而言,对课程政策展开研究迫切需要解决三大类问题，并把握好三条基本思路。

一、课程政策研究的三大类问题

课程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很多，相应地，作为课程改革重要指南的课程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最迫切而又具有前提色彩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它们既是课程政策研究的难点和焦点，也是课程政策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重要体现。

1．现实的困惑：中外课程政策发展中的两极相向走势

课程政策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思想策略构成了课程实施状况的直接制约因素。从当代中外课程改革的潮流来看，进人80年代以来，在课程政策的发展上出现了两极相向的走势：英、美等国的课程政策的改革方向表现出与以往向下分权完全相反的做法，采取了向上“集权”的策略，实行国家对课程进行统一规划；在课程内容上注重统一的基本学科及基础知识的选择，改变自助餐式编排；在课程价值取向上注重社会效用，以表现国家特色或统一特色。英国在《1998年教育改革法》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课程的主张，美国在《200年教育规划》中强调按照“新的世界标推”和“美国学业考试制度”来构建新的课程标准以帮助学生在学业上获得飞跃进步。与此同时，中国在课程政策上则选择了一条与英、美等国完全相反的道路，对课程决策采取了分权的策略，给地方和学校以更多的课程权力，强调课程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以体现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从而使课程富有弹性，使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这一做法集中体现在1999年6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十四条中，该条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

面对上述事实，课程政策研究迫切需要回答下面这些问题：课程政策的两极相向的走势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两极相向的走势?二者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二者是在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下的行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课程政策模式来解决课程政策中存在的“钟摆现象”?显然，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学理的角度予以认真的探讨。惟其如此，课程政策研究才能站得住脚、深入下去并使之走向科学化，以作为课程改革实践的指导。

2．理论的贫乏：亟待建立有效的课程政策分析框架[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任何一项研究一样，对课程政策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在什么样的方法论指导下、用何种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而所谓方法论，是指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态度、观点，它对研究什么、从何处寻找问题、如何搜集资料并分析之起到总的指导作用，是指导具体研究的总原则。由于课程政策的研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也就谈不上从理论上对课程政策展开深入的分析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第一，理论分析框架能够体现出建构理论的主要观点，反映出如何对系统中各种因素的数量、质量及关系进行整合的动力特征，它也提供一种特定的认知参照系、认识角度，决定着研究方向、设计和对结果的阐释。第二，有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会进行什么样的理论观察、分析事物发展，预测其未来，也就会实施怎样的实践。因此，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的课程政策分析框架，来分析已有的课程政策并为理想课程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的思路，是进行课程政策研究所要解决的第二层面的问题。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会进行什么样的理论观察、分析事物发展、预测其未来，也就会实施怎样的实践。毕竟，一种好的理论分析框架能够体现出建构理论的主要观点，它也提供一种特定的认知参照系、认识角度，决定着研究方向、设计和对结果的阐释。此外，这一分析框架应该能够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1)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结合；(2)课程政策的系统建构与历史的、现实的课程政策研究的结合；(3)课程政策的理论探讨与课程政策的实践分析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