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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

更新时间:2024-03-28 20:40:08

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

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

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

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

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

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

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

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

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

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

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

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

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

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

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

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

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

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

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

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

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

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

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

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

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

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

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气节、身谏、投水、殉难

——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

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

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

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

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

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

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

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

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

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

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

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

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

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

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

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

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

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

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

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

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

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

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

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

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

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

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

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

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是非判断、独立思考

——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

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

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

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

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

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

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

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

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

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

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

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

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

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

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

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

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

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

(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

(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

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

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

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

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

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

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

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

他曾到过什刹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

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

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

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

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

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

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

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

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

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

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

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