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兵队长仍逍遥自在 杀人元凶至今拒绝忏悔|故都的秋|郁达夫

6月26日，千龙新闻网编辑采访郁达夫研究会和郁达夫的孙子郁峻峰获悉，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原日本宪兵队长，至今在日本活得逍遥自在，而且依旧拒绝作出忏悔。他们还透露，不久前，这个原宪兵队长企图用卑劣的手段洗脱自己的滔天罪行，结果被郁达夫后人识破未遂。

1998年6月30日，日本名古屋大学（其前身是郁达夫就读过的京都八高）举行100周年校庆，同时举行郁达夫文学纪念碑揭幕仪式。名古屋大学邀请了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团由以下人员组成：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赖秘书、当时的郁达夫中学校长陈竹根、富阳郁达夫研究会会长蒋增福、郁达夫的孙子郁峻峰。

郁峻峰说：“在各大活动结束前，一位日本大报记者通过朋友向我转述了这样一个信息：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想与我们见面，并想当面向我作出谢罪表示。条件是双方握手，由记者摄下这一历史性镜头。在请示了我驻日外交官后，我们这样回答：见面可以，但有条件：1、不接受任何形式补偿；2、不得有日方记者在场；3、由我方指定翻译；4、以代表团名义接见。这几个条件传过去，对方则反馈作罢。这是一起典型的日本新闻炒作事件。也许，我与宪兵队长的握手或诸如此类的讲话，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郁峻峰认为：“什么时候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而不再像现在那样想删去这不光彩的一页-----才能使九泉之下的郁达夫透出些许经年的冤气。”

陈竹根告诉编辑，郁达夫研究会很想与宪兵队长见面、拍照并进行录音，但不想让记者在场。中方代表团商量认为，日方记者准备通过两人握手、拍照，企图达到说明郁达夫后人已经对宪兵队长进行谅解的目的。如果照片被对方拍下来，不知道会作怎样的宣传，不知道对方会耍什么花招。

陈竹根认为，在日本整个国家的背景下，对这段历史非常暧昧的前提下，包括郁达夫文学纪念碑上写的郁达夫简历，对郁达夫的死写得非常模糊，始终没有说明郁达夫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而在整个日本没有真正承认其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日本记者也不可能公正报道。

那么为什么这个宪兵队长当时会承认自己是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凶手？

从铃木正夫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可以得知，宪兵队长是在铃木正夫先生掌握了致命的证据的情况下，才把情况说出来的--

宪兵队长的手下有一个当年队员Y，战后一直下落不明，Y的妹妹多次找到宪兵队长，要求交出他的哥哥。Y的妹妹得知铃木正夫在寻找郁达夫的下落，要求帮忙打听Y下落。铃木正夫打听到，Y是战后离队逃走的。当铃木正夫把这些告诉Y的妹妹的时候，她顺便向铃木正夫提起一个中国翻译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事情。铃木正夫专门和她进行交流，Y的妹妹说--

终战之后，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过早已平安回家的那个上司（即宪兵队长），哥哥为什么要离队出走，但他总是支吾搪塞，不想作正面回答，这样到了两三年前的夏天，才总算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终战后不久，在宪兵队当过翻译的一个姓赵的有名的中国人，因为他太了解宪兵队的底细了，所以由我承担起全部责任，命令手下四个人去把他杀了。当时是开着卡车去的，是Y和后来下落不明的一个把他给扼死的------

那位上司在说这件事的时候，顺便便把当时的情形和名字写在一张纸上。Y的妹妹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纸，铃木正夫复印了一份。

1985年9月8日下午，铃木正夫与宪兵队长在东日本新干线某车站咖啡厅见面。铃木正夫说，现在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年了，隐去姓名，然后把真相公之于世，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由你本人来披露真相，似乎更能对被害人的亡灵起到抚慰作用，也似乎更可能得到被害人的后人和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宽恕。铃木正夫一直在拼命劝导他，但宪兵队长一直用一些假话和废话来抵赖。不得已，铃木正夫取出那张宪兵队长手写的纸片的复印件，说：“这是你写的。宪兵队长看到这张纸，手开始发抖起来。

铃木正夫说：“你要是连这个也硬说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可以请我的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一起坐到这里来。”

因为怕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被暴光，宪兵队长不得不承认：“责任在我，是我对几个部下绑架并处决赵廉的。”

最后，铃木正夫劝宪兵队长在报刊上把事实说出来，但他拒绝了，一直到现在。而这位宪兵队长平时以下棋、练剑为乐，日子过得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