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还活着？
郁达夫于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绑架之后即遭杀害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有一位马来西亚“新生代”作家黄锦树写了一篇题为《死在南方》的小说，虚构了一个关于郁达夫的生死之“谜”。在这小说里，郁达夫并没有被杀害，而是以匿名的方式活着。
这篇小说的发表(1993年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世界华文小说评奖”)，在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会中，重又唤起人们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及对郁达夫的怀念。
这个虚构的“谜”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住在印尼的巴爷公务，就是郁达夫当年流亡印尼时居住的地方。就在人们都已确信郁达夫被杀害之后的第三年（郁达夫遗腹女已三岁），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家后面那片神秘的荒原深处，“我”找到了一个陈旧的防空洞，洞口不远处有一堆新鲜的粪便；走进洞里，可以瞧见一些报纸、成堆的蜡烛头，和几件肮脏的破衣服，表明有人居住。是什么人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却浮现‘赵老板’的形象”。当时因为年纪小很害怕，“我”拔腿就跑了。
后来，“我”离家三十年。这期间，流传着郁达夫还活着的传说。有的说，他有时化身捡破烂的老人，数十年来一直出没于附近的乡镇，虽然已经很老不易辨识，但人们从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味，还是轻易地认出了他……。有的说，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有一次还卖过一个巧克力甜筒给他，并和他做过短暂的交谈，据小贩回忆，那人长得确实很像郁达夫……。
听到这些传说，“我”决定再回到故乡去寻找郁达夫的踪迹。凭着记忆，在那个防空洞里发现一摊骨头，勉强辨出是一个人和一条狗。洞里还有一些酒瓶、铝罐、破布，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在洞口当年有一堆新鲜粪便的地方，（我）却用刀从挖出一团一、二公斤重的东西，一尺长半尺宽厚。用刀刮一刮，刮出一片片白蜡。于是便把它抱回家去，为他挖上几个小孔，装上数十根烛蕊，在夜里点燃。一共烧了三个晚上才熔化，露出内核，是一个用桐油纸伞的伞面包着的包裹，里面包着一些“写着字的纸张，每一张纸的大小都不一样，有的是报纸的一角，废纸皮书的内页，撕下的信封、帐簿内页、卫生纸、日本时代的钞票、糖果屑、香蕉叶、榴莲皮……，笔记或墨或炭或粉笔或油污……。没有一张是有署名的，但那笔迹，却和我父亲手上保存的一纸赵／郁亲笔写的买酒批示十分近似。”
“我”细细地读了之后，终于了解了郁达夫“失踪”的“真相”。原来，日本宪兵绑架了郁达夫后，并没有将他处死，而是强迫他杀死了那个把他从家里“诱骗”出来的印尼人之后，将他放走了。结果是，“他必须永远在人间消失。以一种死亡来换取另一种死亡。”
至此，“谜”底便揭开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虚构的“谜”。作者虚构这个“谜”，其目的也不是想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理来揭示“谜”底。在我看来，他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以及战争的发动者所犯下的罪行。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已经成了战败者，他们对无辜者的“秘密处决”依然令人发指： “为了避免惊动村人，他们没有用枪。这样，砍头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站在美学的角度，他们在他嘴里塞了一粒鸡蛋大小的青色的番石榴，以免叫声破坏了夜的宁静，以及战争结束后祥和氛围。以战败者特有的涵养，把秘密处决搬演成一次高贵却壮烈的戏剧演出。……”
这无疑便是郁达夫被害时情景的记录和写照，虽然是作者想象和虚构的。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关于日军罪行的记录和描写，却是以“我”所发现的郁达夫的《残稿》的形式出现的。换言之，这便成了郁达夫以被害者身份的一种“现身说法”式的揭露和控诉。更增强了他的悲剧性、“可信性”和感染力。这不能不认为是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成功。
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作者通过他虚构的这个“谜”，着重表现了郁达夫在身陷复杂艰难处境中的为人处世和高贵品德，他所留下的深远影响，以及人们对他的永不磨灭的怀念和记忆。
正像小说中所写的：“郁达夫是一个沉重的象征”。过多的不幸和痛苦集于一身，他比常人承担着更多的危险和艰难。
在“此后多重化身的生涯里，他既是当地华人眼中的间谍，又是救星；是鬼子眼中的翻译、朋友，又是深不可测的博学之士；是酒厂老板，何丽有的丈夫……”
“很多（从）日本枪口下活过来的人后来都成为‘赵廉传奇’的当然传播者。”他们“从他长期烟熏过度，因酗酒而混浊的双瞳中读出一些信息；从他焦黄的牙板和深陷的双颊中闻到一股读书人的亲善味。作为生还者和幸存者在往后的一些年代里他们为捍卫他的形象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他们把个人经历转换成家族和公众的记忆；他们甚至认为赵老板是代替了那些必死而未死的幸存者死去的。”
所以，若干年后，在一次当地政府的排华事件中，“赵老板的妻子也在被遣送之列——那是最动人的场面——送行人挤满了码头，送金条的送金条，送礼品的送礼品，更多的人是为了送走一段历史负债——他们都受过‘赵廉’的恩惠，而他的遗属之离去，就意味着回报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在他们的离去中，有关赵廉 / 郁达夫（此时二者已无法分割）的群体记忆暮然被唤回，被诸多的口以类似的口吻重述。”……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以郁达夫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并且是出自于一位年轻的海外华人作家之手。这便使它具有了并不一般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他之所以“撰写本文的原因是：我对于郁达夫死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的旧说法一直存疑，也十分不满意。近因则是受到（所谓）日本学者的刺激。”因为，1992年，一位日本学者，日本九州大学东亚史教授版本卅一郎，发表了《郁达夫的死后》一文，根据他所发现的两页据说是郁达夫的亲笔手稿，“证明”了郁达夫“失踪”后并没有死。这篇文章在日本学术界又引发了一场关于“郁达夫死后”的论争。他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了。”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就郁达夫的生死问题发表他的观点和见解。至于这种观点和见解是否正确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权且把它当做“有此一说”而姑妄听之也无妨吧。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它又使我们想起了郁达夫，并提醒我们不要把他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