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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赋体色彩探微

更新时间:2024-03-29 03:13:03

朱广盛 历代文人、政治家选取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而后又顷刻瓦解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议论的题材,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贾谊的《过秦论》。贾谊作为西汉一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以赋体笔墨写论说文,使其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一、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力求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而提到汉代辞赋,不能不提到贾谊。正是因为贾谊是一个辞赋、散文皆长的作家,他在写作论说文时,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致使后代诸家以论说文标准来匡衡《过秦论》难以合矩。近现代写作理论者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过秦论》,它很难算得上一篇入格的论说文。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篇绝纱的论说文。《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并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根据《过秦论》的经验认为,“敷陈则与辞、赋通家”,并援引了一系列前人关于文无常体的议论,得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固以恢弘焉”的结论。《过秦论》实是一篇多方吸收辞赋滋养的破体之作。

《过秦论》中的赋体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让自己的结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得出,作者自己的议论却很少。论说文体决定了该文的铺陈不可能照搬汉赋的铺张扬厉,描写事物面面俱到,形成图案化。但对史实的逐一陈说分明形成了一股强烈气势,用明人方孝孺的“深笃有谋,悲壮矫许”(《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这可以从《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对比中窥见一斑。就体裁而言,《过秦论》是史论,《阿房宫赋》为赋体。两篇的共同之处都充分发挥了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是先极言秦之兴,秦之强,秦之盛,或是先极写阿房宫建设之美,宫中生活之侈,收藏之丰。无独有偶,两文同在极尽铺陈渲染的基础上,笔锋突转,分别加以对比,而后点出画睛之笔,得出结论。这种方式都可说是“一气团结,直至末段,一齐例卷,画出结句,何等神力”。又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文,符采相旺,如组织之占朱紫,画绘之若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诠赋》)。那么,贾谊为何将《过秦论》上篇写得如此雄骏宏肆?这还得从上篇在全文中的作用来看。金圣叹的评说很是精当:“《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后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可见贾谊在上篇铺陈雄肆,完全出于危言耸听,痛陈秦过以诫汉的目的。上篇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凤头,作者用秦兴盛时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与覆亡时的一败涂地、顷刻瓦解构成巨大的反差,制造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惊骇和疑问:为什么秦在统一前能打败力量大于自己的六国,却在统一天下后亡于远弱于六国的陈涉?在发问后遂即提出论点。文章前部大量铺陈夸张的叙述都是为结尾处的几句作准备,从而揭示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设疑的效果,强化“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反差,贾谊在前部引入六国作陪,叙六国抗秦力量之强,正是反衬秦在攻取天下时的所向披靡;借六国贬抑陈涉力量之弱,正是突出秦统一后之不堪一击。只有写出极强的秦朝亡于极弱之陈涉,才能耸动视听,引人探寻究竟。

二、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弊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

三、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赋体迅速兴起并走向成熟,也使赋体作品在写物、体物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纵观汉代大赋,多写宫观园囿之盛以夸耀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过秦论》中,贾谊则借其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气势。通过夸饰与排偶的结合,使全文文势如长江巨浪,峰谷相寻,奔腾而下,势不可当。为了力求行文气势顺畅,语意词句的排偶,因此有些地方的叙述并不完全合于史实。如文中列举的许多六国抗秦之士,吴起其实在秦孝公出生前便死了,乐毅之功绩在伐齐,孙膑之功劳在攻魏,都与谋秦无关。又如把“吞二周而亡诸侯”之事记在始皇的帐上,实际上吞并西周的是秦昭襄王(始皇的曾祖父),灭东周的是庄襄王(始皇父)。但贾谊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某些事件的叙述失实,却仍保持其本质的真实。因为凭贾谊的才华,并非是不知史实而是有意为之,实乃赋家本性使然。这正如西方印象派大师塞尚所言:“我们既不太细,也不太诚实,又不太顺从大自然,可是,我们多少总是自己模特的主人”。贾谊的《过秦论》既不像司马迁那样精雕细刻,也不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言必有据。他的夸饰,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并且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因而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它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历来人们仍然予以高度评价。

为了力求行文气势流畅,贾谊还十分注重运用赋体所擅长的排偶。他善用同文叠句,如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极言秦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古文观止》);写秦始皇“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笤天下”四句,也只涉及始皇登帝位对人民的驱使奴役;写陈涉“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也”三句,共同形容陈涉地位之卑微。而排比在文中更是俯拾皆是。如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短语写合纵范围之大;“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并列短语写四君子品德之高,威望之重;“有宁越徐尚、苏秦、社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绶、颛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写合纵一方人才济济,势力之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并列、动宾、主谓短语交错,极写秦夺取天下摧枯拉朽之势。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为作者有意的反复对比做了有力的铺垫,也折射出汉赋在语言上骈散结合的特点,既富有文彩,又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一般说来,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俳丽。由于贾谊在《过秦论》中充分发挥了赋家的长处,使该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露出俳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溺后人,其泽甚远”,是很有见地的评价。